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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之乱但就汉化的水平和领域而言

时间:2019-02-09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玄烨撤藩含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征服的目的,三藩本身的兵力远不足以与八旗及抗衡,清廷敢于贸然三藩并撤,很可能就因只看到这种表面的兵力对比,而忽视了各地官吏将士以及广大民众的政治倾向。 三藩之乱爆发于玄烨亲政四年之后,距康熙三年清廷完成对大茅山农

  ]玄烨撤藩含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征服的目的,三藩本身的兵力远不足以与八旗及抗衡,清廷敢于贸然三藩并撤,很可能就因只看到这种表面的兵力对比,而忽视了各地官吏将士以及广大民众的政治倾向。

  三藩之乱爆发于玄烨亲政四年之后,距康熙三年清廷完成对大茅山农民军的围剿尚不过十年。大规模的武装对抗虽已结束,并不意味民族矛盾已经缓和。这里涉及清初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三藩之乱基本性质的认定,本文不深论。但我不能赞成目前清史研究中流行的观点,即以武装抗清斗争的结束,作为清初社会主要矛盾已由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的标志。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荒谬以及在史实解释上的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

  康熙八年以前鳌拜集团执政,清廷的大政方针及各项政策,其宗旨在于巩固满族的统治民族地位,政治体制以恢复关外旧制为准则。这一时期的社会弊端,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较之顺治一朝并无改善。民族征服政策的继续,必然使清政权中的满汉对立进一步加深。康熙六年,储方庆于殿试对策中公开批评清廷当局,“信满人之心,常胜于信汉人”,“汉人有所顾忌而不敢尽忠于朝廷,满人又有所凭藉而无以取信于天下矣”。这正是满族统治者目光短浅,为征服所陶醉的反映。玄烨逮治鳌拜,辅政体制结束,终止了四辅臣时期的倒行逆施。“于是世祖皇帝时旧章次第酌复,中外称便云”。但就汉化的程度和规模而言,充其量不过在制度、条例上恢复到顺治后期的水平。至于四辅臣时期在部院衙门中大量充实满洲司员及笔帖式,使满洲官员在比例上进一步压倒汉官,则未予任何纠正。从现有史料,看不出玄烨亲政后曾对清初满汉矛盾根源及现实中的民族对立有过深刻的思考。

  玄烨在宣扬所谓“朕满汉一视”,“朕于满汉内外总无异视”的同时,仍坚持“不忘武备”,“安不可忘危”,谨遵开创之初的“甚重骑射”,即恪守满族马上治天下的传统。《起居注》虽有玄烨询问民生的记载,但此时的玄烨却“粟麦不辨”,其所热衷者,乃频频出游巡幸。熊赐履《请止北征疏》云:“兹道路传云车驾将幸关外,……而乃忽有边疆千里之役,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万万不可也。”“且目今水旱频仍,流亡遍野,而乘舆一出,扈从千官,骑乘糗刍,供亿匪易,是亦不可不为之念也。”然玄烨充耳不闻,置四海于水火而不顾。十年,又远赴关外谒陵。其告祭祖宗曰:“天下底定,盗贼戢宁,兵戈偃息。”随后颁诏天下:“继述无疆,永著显承之盛;升平胥庆,益彰乐利之休。”完全是一派意满志得的虚矫辞令。先前预定的十年秋季日讲,十一年初的经筵大典,皆已置诸脑后。次年,熊赐履再次面陈:“昨年皇上谒陵,大典也;今年同太皇太后幸赤城汤泉,至孝也。但海内未必知之,皆云万乘之尊,不居法宫,常常游幸关外,道路喧传,甚为不便。嗣后请皇上节巡游,慎起居,以塞天下之望。”玄烨甚不以为然。值得注意的是,玄烨在提出“与民休息,道在不扰”的同时,断然禁止言官风闻言事,实则拒绝群臣议论朝廷政治得失。他满心以为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便可自然进入太平治世。这种为史家所盛赞的无为而治,其本质不过是因循苟且。三藩并撤的轻率之举,即为对现实矛盾毫无认识的盲目心理的驱使。本文强调这一点,不仅仅是为补充对三藩之乱爆发原因的认识,更在于说明,玄烨在三藩叛乱之前的这种思想心态,必然会影响他后来对三藩之乱的反思和总结。

  吴三桂背恩反叛,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在在响应,八年之间,兵疲民困。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

  今幸赖天地祖宗之灵,剿灭逆贼,方为此言。倘逆贼未能殄灭,其咎岂不尽归朕身!

  《实录》采录此谕颇有删改。“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改为“倘复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而将“倘逆贼未能殄灭,其咎岂不尽归朕身”一段完全删去。“将若之何”,暴露出玄烨当初对战争胜负并无把握,“倘未能殄灭”,又正好是其注脚。若清廷一方失败,玄烨将不得不为自己的轻率撤藩承担全部责任。玄烨此谕不仅公开承认吴三桂叛乱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尤可注意的是,他在无意中流露出,清廷赢得这场战争是出于侥幸。

  玄烨类似的言论,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地方捕捉到。诸如:“朕听政二十余年,阅历世务已多,甚觉危惧。前者凡事视以为易,自逆贼变乱之后,觉事多难处。”“回思前者数年之间如何阅历,转觉悚然可惧矣。”十七年的永兴之役,是平藩战争的转折点。玄烨回忆道:“吴三桂兵围永兴城,破在旦夕。吴三桂一死,其兵皆退。此亦天意也。”就连他的身边大臣也说:“皇上若如此,则懦怯不及祖宗矣。”然玄烨死后被追尊为圣祖,“六十余年,手定太平,论继统为守成,论事业则为开创”,以平定三藩与歼灭噶尔丹为玄烨开基创业两大功绩。其实,就对玄烨的思想心理冲击而论,其他任何事件都远不能与三藩之乱相比。玄烨自云:“三逆之事,非终身可忘者也。”《起居注》、《实录》中所载玄烨对三藩之乱的回顾与评论比比皆是,直至去世前一月尚在论及,确实是终身不忘。

  本文不拟全面分析战争双方的成败得失,而是关注这场战争对玄烨的影响。必须指出,清廷之所以如此艰难,根本原因在于未曾料到人心的向背具有那么巨大的力量。清廷定鼎北京三十年之后爆发的三藩叛乱,迅速扩展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反清斗争,实出于满族统治者意外。明末镇将在社会动荡中逐渐形成为各地的军事集团,是社会的赘瘤,又是不安定的根源。他们本无确定的政治目标,投靠满洲贵族,甘为其效命疆埸,不过欲换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利益。而清廷正好借他们来弥补八旗兵力的不足,彼此相与为用。质言之,三藩势力的膨胀,既是满族征服全国的产物,也是清廷统治者自己培殖的逆种。当全国财政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影响到社会秩序稳定时,满族统治者决定断然抛弃三藩,以保证其征服者地位的巩固。在我看来,玄烨撤藩仍含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征服的目的。三藩本身的兵力,远不足以与八旗及抗衡,清廷敢于贸然三藩并撤,很可能就因只看到这种表面的兵力对比,而忽视了各地官吏将士以及广大民众的政治倾向。

  然而吴三桂进军之速,出乎清廷意料之外,起兵不到一年,即八省俱陷。如果考虑到河南和安徽等地的叛乱,最严重的时候,叛乱竟蔓延十五省,半壁河山非清廷所有。西起陕西,经湖北、湖南东至浙江,皆为双方反复争夺、僵持数年的前沿阵地。形势之严峻,实自顺治二年以来所未有。《清史稿田六善传》康熙十四年疏言:“臣昔为河南知县时,孙可望、李定国尚据云贵四川,其势不减于吴三桂。金声桓叛江西,姜叛大同,亦不异耿精忠、王辅臣。而当日民心,未若今之惊惶疑惧。”他的历史对比,不一定准确,但无疑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看法。多年以后,玄烨与李光地论及三藩,李光地坦言:“方三藩播乱,民心摇摇,未知所归。”最为清廷所担心的,是各地民众重新蓄发易服,以反清复明相号召武装起来,与三藩鼓桴相应。清军处处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各地民众武装的掣肘,虽官方《实录》亦不能完全掩盖反清势力的浩大及玄烨的惊恐。面对各地民众的反清及大量地方官员附逆,玄烨内心反应如何,由于史料限制,使这方面的研究难以深入,在此略作钩稽。

  叛乱初起,御史宁尔讲曾奏言:“外官宣布皇上德意者,曾无一人。”玄烨表面虽说:“外官中岂无一二公忠者?尔此言太过。”但其内心失望不难想见。魏象枢为李光地母撰寿辞,说耿精忠反福建,“一时封疆大吏守节无亏者仅二三人耳”。此言肯定得自曾在福建身历的李光地。康熙十五年底,左都御史陈永疏云:“陷贼之员,偷生者多,尽节者少,因而展转煽惑,所在胁从。”可见叛军所至各省情况略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二十二年三藩之乱后清廷的首次大计。依《起居注》所记,各省布政使以下,依八法处置者凡783名,其中从贼官员522名,近70%。其比例之大,令人瞠目。如果考虑到此次大计包括叛军未曾进入的各省,则叛乱地区从逆官员的比例必将更大。所以,后来清廷纂修《实录》不得不对此数据进行修改,将从逆官员按“不谨”处理,以掩盖各地绝大多数官员倒向叛军的真相。据上述材料,玄烨对各地从逆官员的数量比例应该是了然于胸的。而以密丸上书为玄烨青眼有加,破格授内阁学士的李光地,自述其上密丸的动机,实由于对清廷叛乱后滥杀政策的恐惧。即便如此,玄烨后仍疑其曾受伪职,谓明珠曰:“(李光地)不过是乡绅,又无城守之责,何必死?所争者,受伪命不受伪命耳。”对乡绅尚须鉴别其曾受伪命与否,至于地方官员的进退顺逆,在玄烨心中是何等严重,即可想而知。二十一年,御史王自修条奏:“凡曾受伪职之人,已经补用及注册候补者,一概罢斥。”吏部议覆准行。玄烨当即曰:“此等人其可用耶?此议甚当,着依议。”其对从叛官员内心深处的憎恶毕现无遗。当初“一概赦免”,“照旧供职”的虚伪诺言已抛到九霄云外,这就是次年大计的基调。而当大计结果呈奏玄烨时,亦必令他铭记终身。

  在地方官员首鼠两端,甚至大批叛清附逆的形势下,如何笼络控制朝中汉官,使之与清廷休戚与共,便成为玄烨面临的重要任务。“曩者三孽作乱,朕料理军务,日昃不遑。持心坚定,而外则示以暇豫,每日出游景山骑射。朕若稍有疑惧之意,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外示镇定闲暇,只可安人心于一时。为了真正体现“我太祖、太宗、世祖相传以来,上下一心,满汉文武,皆为一体”的“祖宗之家法”,“常以家人父子之意相待”。汉大臣有丧,派满大臣赐茶酒致祭,汉大臣有疾,派满大臣前往私第问候,皆起于此时。后来破例许汉臣入宴乾清宫,亦是此类手段之拓展。玄烨最富象征意义的举动,还是坚持经筵日讲,显示崇儒重道,以满足汉族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实现所谓“君德成就在经筵”。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他明确宣布:“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遵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中原王朝正朔的继承者。

  然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玄烨始终未曾消除对汉官的猜疑,心中牢记着汉官“背主”和“叛国”两大罪。不只如此,玄烨甚至怀疑朝中汉官为叛逆暗通机密,不啻又加“通敌”一罪。玄烨既如此神经过敏,其对汉官处处防范监视,亦势所必然。苟明乎此,玄烨对九卿詹事科道宣称:“朕于诸臣素行,无论在官在家,一举一动,罔弗知之。”也就不是虚声恫吓,而是实有所指的底牌。这就是玄烨的真实心态。汉官聆听此言,能不惕然自警!对汉人官员外表的亲昵与内在的猜忌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了玄烨心理上极大的紧张。而且正因有表象的缘饰,其内在的真实倾向才愈加顽固隐蔽,更难消除。

  在对玄烨的基本思想和心理略事剖析之后,我们再来展示魏象枢独对引起的波澜。(文/姚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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